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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1944年，隨著歐洲第二戰(zhàn)場開辟，德軍的失敗已成定局。在日益窘迫的形勢下，日軍選擇“跳墻”，為猖狂進攻中國進行最后一搏。
       抗戰(zhàn)勝利在望，國共重啟談判，有兩黨尋求政治合作之意，更含對戰(zhàn)爭勝利后全國政權建設的未雨綢繆。談判唇槍舌劍，曲折復雜。雙方針鋒相對，往來博弈。民主顯然大勢所趨，人心所向，但以何形式實現？中共深思熟慮，謹慎決斷，“各黨派聯合政府”應運而生。
       中國共產黨關于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，反映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要求，在廣大人民群眾中，在各民主黨派中引起強烈的反響。這也深遠地影響了抗戰(zhàn)最后階段的國內政治形勢。        1943年年底，開羅會議宣布，美、英、蘇三國將從東、西、南三個方向對德軍采取軍事行動，開辟歐洲第二戰(zhàn)場。這意味著德軍將遭到蘇軍與美英盟軍的雙重打擊，寡不敵眾，失敗已成定局。狡黠的日軍當然不會再配合大限將至的德軍北上攻蘇。那么，放棄攻蘇的條件下，日軍在中國戰(zhàn)場上又會作何選擇呢？
       事關中國戰(zhàn)場，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對此作出了預測。1943年年底，蔣介石致電羅斯福：“暴日之戰(zhàn)略，在未來一年期間，得先從容解決中國問題，預料不久期內日寇必對華發(fā)動一全面之攻勢。”蔣介石預判未出毛澤東掌握之中。差不多同時，毛澤東致電中共北方局書記鄧小平：“開羅會議打擊了日本誘降（但未最后放棄），堵塞了蔣介石尋求妥協之門，給與澎湖、臺灣、滿洲支票，可能招致日寇正面進攻之禍。”
       1944年的形勢發(fā)展印證了兩人的預判。新年伊始，日軍大本營便擬定“一號作戰(zhàn)”計劃，試圖“占據湘桂、粵漢及平漢鐵路南段沿線要地，以消滅敵空軍主要基地，封鎖其活動”，也即眾所周知的豫湘桂戰(zhàn)役。
     “一號作戰(zhàn)”具體細致，要求日軍華北方面軍在4月“擊潰以第一戰(zhàn)區(qū)軍主力為主之敵人，占據并確保黃河以南平漢鐵路南段沿線”，即鎖定了國民黨第一戰(zhàn)區(qū)——中原河南地區(qū)。按其計劃，河南戰(zhàn)役于4月打響，30多天鏖戰(zhàn)的結果是，河南大片土地被日軍占領，平漢鐵路落入敵手。
       河南戰(zhàn)役后，日軍又馬不停蹄發(fā)起湘桂戰(zhàn)役。6月下旬，攻占了長沙、株洲等地后的日軍乘勢南下，進犯衡陽。慘烈的衡陽保衛(wèi)戰(zhàn)打響。衡陽是粵漢、湘桂鐵路交會點，此役決定了日軍能否打通粵漢、湘桂路，意義不言而喻。鎮(zhèn)守衡陽的第十軍頑強抵抗47天，但仍不敵日軍，衡陽陷落。
       日軍占領衡陽后，繼續(xù)沿湘桂路向西南前進，逐漸占領梧州、桂林、柳州、賓陽、武鳴、南寧等地，打通了中國至越南的交通線。12月中旬，柳桂戰(zhàn)役結束。
       歷時大半年的豫湘桂戰(zhàn)役是武漢失守后中國正面戰(zhàn)場上一次最大的失敗。不到一年的時間，中國喪失了河南、湖南、廣西、廣東、福建等省區(qū)之一部或大部分，丟失了146座城市、總計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，6000多萬同胞淪于日軍鐵蹄之下。在日軍的瘋狂進攻面前，國民黨軍隊除少數戰(zhàn)役進行了較激烈的抵抗外，大多數情況是一觸即潰。        日軍的入侵影響著國共彼此之間的判斷，亦為調整國共關系提供了重要契機，因為團結抗敵是當下急需。1944年剛開年，毛澤東便約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駐延安聯絡參謀郭仲容。郭仲容匯報與毛澤東的談話后不久，國民黨軍令部復電，歡迎周恩來、林伯渠、朱德三人赴渝。針對重慶方面釋放的信號，2月4日，毛澤東致電駐重慶的中共代表：“觀察今年大勢，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。”
       談判已成必然，國民黨開始緊鑼密鼓布置起來。3月10日，蔣介石確定了談判方針，即政治放寬，軍事從嚴，并派出張治中和王世杰與共產黨談判。蔣介石選擇張、王二人，其實用心良苦。張治中長期參與國共交涉，王世杰與中共打交道亦多年，均是熟悉中共、談判經驗豐富之人。當然，蔣介石有更深的用心，他要求在西安談判，以便自己掌握主動權，并要何應欽起草了《中共問題政治解決辦法草案》。觀其內容，實質為“政令統(tǒng)一”，比如將第18集團軍增編為兩個軍，不準在編制外另設支隊及其他名目，以前所有者應一律取消；陜甘寧邊區(qū)改為陜北行政區(qū)，行政機構稱陜西行政公署，隸屬行政院，行署主任由中央簡派等。
       5月2日，中共談判代表林伯渠和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、王世杰同時到達西安。兩天后會談開始，至11日進行了五次會談。在提出的五點要求均遭拒絕后，中共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，答應了國民黨先談軍事和邊區(qū)問題的要求。軍事上，依據現在的實力，中共提出先編6個軍18個師，國民黨只同意4個軍12個師；邊區(qū)問題上，中共要求邊區(qū)轄區(qū)和民主制度不變。國民黨則要求把邊區(qū)改為陜北行政區(qū)，直屬行政院，實行國民政府的法令，實則拒絕了民主。第五次會談時，雙方商定將各自意見整理出來，雙方代表均簽字后，交由兩黨中央作最后決定。但事與愿違，中共代表林伯渠按約簽字后，國民黨代表卻拒絕簽字。17日，雙方談判代表齊飛重慶繼續(xù)談判。
       如若沒有誠意，換地方談判亦會是無果而終。重慶談判正可證明。國民黨本就對談判不抱希望，只是將其視為一種宣傳。早在2月，中共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時，國民黨就開始琢磨林到渝后的對策，其中就含一個毫無誠意的談判原則，即“注重其宣傳性，而不期待其成功”。談判之初，國民黨方面多次為難，先以中共提出條件太多為由，拒絕轉呈蔣介石。中共據此將原提案的20條改為12條，小問題改為備忘錄。提案集中于抗日和國共合作問題，要求國民政府實行民主政治，承認中共及抗日各黨派的合法地位；中共軍隊至少給5個軍16個師的番號；承認陜甘寧邊區(qū)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地方政府等。對于這些要求，國民黨仍不接受。
       幾日后，國民黨亮出了自己的提案。用周恩來后來揭露的那樣，國民黨提案“集中起來就是要我們做三件事：第一，十個師以外的隊伍全部限期取消。第二，規(guī)定要十個師集中到哪里就必須到哪里。第三，敵后解放區(qū)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給流亡重慶的省政府接收。”中共自然無法接受如此苛刻且沒有誠意的條件，于是林伯渠致信張治中和王世杰，指責他們妨礙了談判。幾日后，張治中、王世杰復信林伯渠，表示國民黨提案不變。談判成為僵局。
       僵局之外，國民黨還在思考如何推卸責任。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，其宣傳部部長梁寒操標榜，國民黨中央“始終以最大誠懇，寬容與忍耐，謀談判之成功”。為了澄清是非，8月12日周恩來回應道，真正導致談判無果的是“國民黨統(tǒng)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終固執(zhí)其一黨統(tǒng)治與拖延實行三民主義的方針”，只有國民黨“立即放棄一黨獨裁政治，立即放棄削弱與消滅異己的方針，立即實行民主政治，并從民主途徑中，公平合理地解決國共關系，才能得到效果”。這里，周恩來道出了戰(zhàn)后政權重建的最大障礙，即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，拒絕民主。周恩來的話也提示了另一個問題，民主政治該以何具體形式實現？國民黨也常常以此“詬病”中共。8月王世杰赴延安談判時曾言：“在抗戰(zhàn)結束后一年以內，實行憲政，予各黨派以同等地位，此種申示，意義較為明豁，亦較為具體，倘中共欲予此種申示之外，更標舉若干毫無邊際之抽象文句，如‘實行民主政治’，‘保證自由’等等，于事實究竟有何裨益。”顯然，中共需要明確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，為民主建國提供更明晰的方向和道路，也可以此揭露國民黨借民主太寬泛而不愿實行民主的真實面貌。        1944年的延安，走出了一批以林伯渠為代表、為國共合作奔走呼號的共產黨人，也迎來了一批想要了解這個“神秘”地方的新鮮面孔。
       延安“神秘”，大概源于國民黨政府的全面封鎖。時人曾言：“同情者將邊區(qū)目為圣地，贊美作東方的自由光明樂土。反對者斥邊區(qū)是封建割據形勢，更把邊區(qū)的一切批評得體無完膚。”駐重慶的外國記者渴求揭開延安的真實面紗，多次向國民黨政府要求參觀延安，但均未獲允。1944年迎來了轉機，在多方壓力下，國民黨當局不得已同意記者參觀延安的請求。6月的延安因此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，即“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”。
       參觀團由21人組成，其中斯坦因、愛潑斯坦、福爾曼、莫里斯·武道、夏南汗、普金科等6名外國記者來自美聯社、路透社、合眾社、塔斯社等，孔紹愷、張文伯、趙超構等9名中國記者來自《中央日報》《大公報》《新民報》等。這些媒體，可以說代表了中外的主流媒體，是“全世界人民的眼睛”。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視這次訪問，認為這是打破國民黨輿論封鎖、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好機會。中央政治局決定，由周恩來主管接待工作，并成立延安交際處。交際處由楊尚昆擔任處長，金城任副處長，要做到“言傳出去，爭取過來”。
       參觀團到延安后的第三日，朱德舉辦游園會歡迎中外記者。葉劍英代表朱德致辭歡迎。愛潑斯坦代表外國記者發(fā)言：“來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，我們很快樂……這個地方很久以來是被關閉著的。這次我們來到這里，把一座被關閉了很久的門，打開了縫隙，使光線透進來。而這個縫隙雖然很小，但是再要強制地把這座門關閉得像從前那樣緊密，恐怕已是不可能了……我們準備仔細地、客觀地、精確地研究八路軍新四軍的戰(zhàn)斗業(yè)績，以及這里的各種工作情形，并報道給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。”愛潑斯坦說出了大家對參觀延安的期待，也說出了期待實現的不易，引起了在場記者的共鳴，贏得了一陣陣掌聲。
       這些記者沒有食言。帶著美好的印象，中外記者們回到重慶后，紛紛把采訪的材料撰寫成文章發(fā)表，或者寫書出版。7月底開始，重慶各報陸續(xù)發(fā)表訪問延安見聞，除《中央日報》《商務日報》作了歪曲、攻擊性報道外，大多數記者的報道都比較客觀、真實。武道在報道中寫道：“這里是一塊神奇的土地，這里有一群普通而偉大的人。他們又在潛移默化中培養(yǎng)出一代新人，這樣的環(huán)境成長起來的新人，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。”愛潑斯坦用對比的視角強調：“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，它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迥然相異。這個中國充滿希望，沒有饑餓，沒有失敗主義情緒。延安使人感到未來的中國已經在今天出現。”福爾曼則斷言：共產黨人已經“在中國創(chuàng)造了一個奇跡——贏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”。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來源于邊區(qū)的民主。毛澤東在會見這些記者時坦言：“中國是有缺點的，而且是很大的缺點，這種缺點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缺乏民主。”邊區(qū)轟轟烈烈的選舉、各個階層參與政治生活都被這些外國記者爭相報告，民主延安躍然世人眼前。        就在中外記者參觀團陸續(xù)返程之際，延安又迎來了另一批客人——美軍觀察組。7月22日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進駐延安。8月7日，第二批觀察組成員飛抵延安。美軍觀察組參觀延安是美國副總統(tǒng)華萊士訪華期間向蔣介石提出的，理由是通過中共區(qū)域展開對日軍的偵察。
       美軍觀察組在延安期間，受到高度重視。中共領導人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等多次同觀察組成員談話，全面系統(tǒng)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堅持敵后抗戰(zhàn)的情況，表示共產黨歡迎美國記者或外交人員到根據地進行考察。中共領導人還明確表示，歡迎美國給予援助，但以不損害中國人民解放事業(yè)為條件。8月23日，在楊家?guī)X毛澤東居住的窯洞，毛澤東和年輕的外交官謝偉思長談了8小時，表達了民主意愿：“很明顯，國民黨必須整頓，其政府必須改組。像現在這個樣子，它是不能指望進行有效的戰(zhàn)爭的……共產黨接受國民黨在1936—1937年提出的結成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條件，因為來自日本的外部危險威脅著國家，我們首先是中國人”。
       美軍觀察組除在延安訪問外，后又派出部分成員考察了晉察冀、晉綏等根據地。他們將在延安的考察和感受寫成了調查報告，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情況。最讓人驚喜的是，這些報告都大膽預言：“共產黨已經得到了廣泛而深刻的群眾支持，因此要消滅他們是不可能的。從這一基本事實中，我們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：除非國民黨像共產黨那樣，進行深刻的政治和經濟改革，要么它證明自己有能力奪過這種對人民的領導權，否則，共產黨將在較短的今年內成為中國的統(tǒng)治力量。”“救中國，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！”        民主政治究竟以何種具體形式來實現，中共一直在思考。是年，赴延安考察的美軍觀察組指出，中共希望“階級妥協”“政黨聯合”，似乎已經體察到中共這方面的打算。衡陽戰(zhàn)役的大潰敗，證明了實現民主、聯合抗日日趨緊迫，于是在8月17日，毛澤東立即致電董必武：“應與張、左（張瀾和左舜生）商各黨派聯合政府”。這就意味著，中國共產黨已經找到了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，即各黨派聯合政府。明確了政權組織形式，現在中共需要思考的是：何時、何地、以何種方式提出這一主張。
       時機成熟于9月舉行的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，因為參與其中的各黨本身就有強烈的民主要求，會議的議題也是“共商國是，爭取民主”。9月4日，延安致電林伯渠、董必武、王若飛：“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，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、各派、各軍、各地方政府、各民眾團體代表，開國是會議，改組中央政府，廢除一黨統(tǒng)治。”同時延安也估計：“此項主張國民黨目前絕難接受，但各小黨派、地方實力派、國內外進步人士，甚至盟邦政府中開明人士會加贊成，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后中國人民中的政治斗爭目標，以反對國民黨一黨統(tǒng)治及其所欲包辦的偽國民大會與偽憲。”
       中共代表在參政會上提出聯合政府，但以何種方式提出這個主張并能被各方人士接受，顯然這需要身臨參政會“一線”、對各方博弈及復雜局勢有深刻洞察的林伯渠等人的決斷。沒有武裝實力做后盾、卻有民主訴求的民主人士其實內心矛盾重重，林伯渠對此看得很清楚。他說：各小黨派“他們一方面講民主，一方面又怕得很。比如我們這次提出聯合政府，先和他們商量，他們就提出要慢慢地來”。“慢慢來”表現了“手無寸鐵”民主人士對國民黨的懼怕。他們生怕步子邁大了，國民黨不高興了，最后雞飛蛋打，連“參政”都落空了。考慮到這些民主人士的顧慮，林伯渠和中共中央商議后，決定放棄“正式”提出，而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即在參政會上“順便”提出這一主張。9月15日，林伯渠報告國共談判的經過，在結尾之處他“順便”提出：“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(tǒng)治的局面，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、各派、各抗日部隊、各地方政府、各人民團體的代表，開國是會議，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。”
     “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”的政治主張在深思熟慮中產生，并最終謹慎而巧妙地公之于世了。一個切合民眾要求、符合時代大勢的政治主張雖來之不易，但一經提出，必然會因其反映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意志煥發(fā)出蓬勃的力量。在1945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，毛澤東曾形象地說明：“聯合政府是具體綱領，它是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政權的具體形式。這個口號好久沒有想出來，可見找一個口號、一個形式之不易。這個口號是由于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大潰退、歐洲一些國家建立聯合政府、國民黨說我們講民主不著邊際這三點而來的。這個口號一提出，重慶的同志如獲至寶，人民如此廣泛擁護，我是沒有料到的。”自此，民主追求有了明確的載體，不再像以往那樣空喊民主口號卻不知道如何具體而為。
       參政會結束不到十天的9月24日，重慶各界愛國人士和各黨派代表張瀾、沈鈞儒、馮玉祥等500余人舉行會議，要求實行民主，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，實現民主聯合政府。華西協和大學、金陵大學等五所大學及十二個學會2000余人一致要求改組國民黨政府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。海外華僑團體也積極回應，紛紛發(fā)表聲明，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張，要求盡快組成民主聯合政府。10月10日，中國民主同盟正式發(fā)表《對抗戰(zhàn)最后階段的政治主張》，要求“立即結束一黨專政，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，實行民主政治”。中國共產黨關于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，使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的愛國民主運動朝著明確的政治目標發(fā)展。